日前，《凤凰周刊•城市》发起了“中国式过马路有多囧”的讨论，李林波老师受邀进行采访，相关观点发表在2013年第二期54页中。
       日前，部分网友网上发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此微博，引发网友共鸣，遭到舆论普遍谴责和调侃。针对这一现象，李林波老师主要有以下观点：
      1、 前段时间，网友网上发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此微博，引发网友共鸣，遭到舆论普遍谴责和调侃，更有人搬出“素质差”的论调。凡发生类似的行为，无论是民众、媒体，都习惯性地归因于“素质低下，道德滑坡”。不可否认，闯红灯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这种说法多少有些道理。但“中国式过马路”是否是一句“素质差”就可以盖棺定论的？对此现象您怎么看？
       ！！显然，“中国式过马路”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素质差，欧美国家的人到了中国，过不了多久也会闯红灯，显然，对一个简单的交通现象冠以素质差的论断是有失偏颇的。谈到素质问题，我只能说，中国人的素质在全世界来讲都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忍耐、谦和、勤劳、互助等品格特征铸就了其不可替代的优秀。然而，当前中国人似乎在很多问题上表现的不够好，甚至出现了“中国式”的论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误会，或者说是一种自嘲，蕴含了对社会管理失效的无奈和抨击。
       交通承载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很多问题与其是交通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在交通上的反映，因此，交通问题常常在交通之外，只有跳出交通来看交通，我们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认识，而有助于对问题的长效解决。
       “中国式过马路”首先是一个交通问题，无论怎样说，闯红灯总是不对的，作为一名出行者，我很讨厌闯红灯现象，因为这会极大的诱发交通事故的发生，然而，冷静思考一下，行人闯的何止是红灯，更主要的是现行的规则，是社会心理和素质环境在交通上的典型表现。
       这个社会发展太快，快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思考、没有时间来休息，更没有时间来等待，社会已经陷入一种盲从和迷乱的状态，表现在社会心理则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浮躁。表现在交通上则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争先恐后。我们害怕落后，因为我们失去太多，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守规则寸步难行，不守规则行遍天下，因此在很多行为上我们总是要争抢，如上下公交车，如上下飞机，如进出剧场等等，凡是人多的地方，我们在心理总是存在害怕，究竟怕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显然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不良心理，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来修复。本人曾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有一天开车出学校门口时，需要左转，学校门口画了一个黄色禁停标线，但是没有一辆车在红灯期间将这个禁停空间让出来，在绿灯时车流汹涌是没有办法左转的，在红灯期间又没有人让，整整30分钟我出不了校门，无奈之下我也只好挤了，结果一下子就左转成功。当这个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种争抢的态势时，红绿灯为谁而设呢？其实并不是机动车比行人更有素质，而是机动车会面临交警惩罚的风险，否则，比行人抢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在无信号交叉口、高速道路路肩等处随时可见。显然，中国式过马路问题只不过是这种浮躁的社会心理在交通上找到的一个宣泄口而已，浮躁的心理容不下等待。
       素质的体现是有环境的，孟子说：仓廪实而知廉耻。在学校时我们不告诉大家如何识别交通语言，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在社会上我们却大力强调文明交通，这是有悖常理的。在大家违反交通秩序时，我们不能严格执法环境，让机会主义者大行其道，遵纪守法者寸步难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说：闯红灯、插队、对向行驶等是不对的，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素质的体现需要公平公正的环境，如果抓到的总是少数违规者，那么规则法制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威慑力，因为违反规则被抓不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是运气差的表现，既如此，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自求多福，而不是反躬自省，长此以往，交通秩序只能是每况日下了。
 
       2、“中国式过马路”一出，很多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路权分配以及信号灯设置的“无礼”。在西班牙，叉路口的行人路权要高过机动车。根据相关交通法律规定，在交叉路口，只要行人给出一个清楚的手势或是将一只脚跨入到人行横道上来表示要通过的意向，机动车就必须停下来让等待的行人通过。但在中国式路权分配过程中，始终过分偏向机动车；与此相对，则是行人和自行车、公交车的路权被严重挤压。在空间上，小汽车占据了交通干道的绝大部分，自行车、行人不仅无权占用主干道，在辅路上也被挤压到最低限度。在时间上，在一些复杂的平交路口，当红绿灯的设计分别满足了机动车的直行、左转、右转的需求后，行人需要等待的时间已足够漫长，而分配给行人的通行时间却又压缩到很难从容通过路口。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合理？路权分配不合理、红灯设置时间过长是否是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们城市的路权分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红绿灯设置过长也仅仅是个别现象，并不是中国式过马路的主要原因，简单的将这种情况与国外比较也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我们城市发展速度太快，大多在老城区的基础上迅速扩展，道路面积率明显偏低，如首尔的道路面积率约22%，新加坡约12%，而上海约7%；其次，我国城市机动车发展太快，且机动车的出勤率太高，公交发展却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如首尔的公交分担率约70%，新加坡约65%，上海约20%。有限的社会交通资源要容纳快速发展的社会车辆，并保障其畅通，对于任何一个交通规划与设计者来说都是一种严重挑战，从中也看出交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问题，更多的牵涉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如何利用相关的政策来管理城市交通发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其次，目前的规划设计秩序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以机动车为主，以非机动车和行人为辅，然而在一个道路空间资源严重受到制约而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又相对低下的环境里，如何兼顾各方出行者的利益，这是现代交通规划变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3、也有专家指出，红绿灯的安排解决不了问题。过马路当然要更多地考虑到行人，但是把整个马路都让出来给行人也不现实。在过马路时尽管知道是红灯，但有时候所有人都走了，你不走就显得很愚蠢。在这个时候，似乎不守规矩是“合理”的，守规矩反而是“愚蠢”的。同样的例子还有，在外国几乎每个人都遵守交通法规，中国人在国外也不会这样肆意闯红灯的，但在中国，不仅中国人无视红灯的存在，经常可以看到外国人也同样“入乡随俗”，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乱闯红灯。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诚如前面所述，这是一个社会心理与素质环境问题，中国有个典故叫“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这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从中也可以看出“外国人”并不比中国人素质更高，而是“外国”有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违规被罚不是一个机会问题，而是一个常识问题，任何违规现象不仅会面临惩罚的危险，而且也会面临舆论的危险，因此他们不敢贸然违规，一旦这种约束不存在，他们中有的人闯红灯比我们还“积极”。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环境的重要的，也就是政府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年前，在中国是“笑娼不笑贫”的，这种舆情下的社会环境，使得劳动成为一种光荣，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表达更多的是“笑贫不笑娼”，这种舆情下的社会环境，使得急功近利成为一种常态，才衍生出诸多的社会问题。解决城市交通失序问题，重要的是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严格执法环境，提高规划水平，倡导高尚的社会价值取向。
  
       4、很多人指出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一道公民素质题，也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道“社会管理难题”？
       ！！交通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因此，解决“社会管理难题”，除了在技术层面加强处理外，在社会层面需要全面的进行反思：一是，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社会不公，那么民众对这种不公的反感会在诸多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交通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宣泄口。如何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需要制度法律上的保障，也需要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二是，加强宣传教育，特别是加强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非常重要，将交通安全教育写进教材，我们需要准备用20年，即一代人的时间来做好这件事；三是，严格执法环境，特别是执法过程中不能存在特权现象，否则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醉驾执法的有力推行就明显的降低了醉驾肇事的情况发生，这是很明显的例子，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四是，提高规划设计水平，规划设计是需要时间的，在进行规划设计是需要避免“政绩效应”，同时要明白城市发展不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本身是什么”的问题，顺应城市发展的规律，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五是，提高公交发展水平，倡导民众参与，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发展的出路，也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只有公共交通发展了，社会车辆的出勤率才会降低，社会交通资源的分配才能趋向合理化，否则一切都是妄谈。
 
       5、“中国式过马路”引发热议，是否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交通发展中遭遇的瓶颈？一面是城市高速发展，人口涌入，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又是道路容量有限，扩建、改建，以及交通信号设计等，也都难以在短期内全部完成升级。您认为这是否在一方面反映出了我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尤其是交通规划还跟不上城市快速发展膨胀的步伐？地面路权的合理分配，是城市交通规划绕不过去的难题，那么在交通决策中，应如何进一步加强事前调研和人性化设计呢？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城市规划建设和交通规划跟不上城市快速发展的步法，我们已经来不及等待，而好的规划设计很多时候是需要时间的。
       规划设计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往往是很好解决的，关键是需要好的技术环境。一是技术的产生、实施和延续发展需要稳定的政策平台；二是领导需要有远见卓识，认识规划设计的重要性，认识软技术的实施力量；四是，各政府部门的协调统一性，是规划实施的重要保障；五是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使城市公共调查数据能够被广大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充分利用。
 
       6、随着“中国式过马路”引发的热烈讨论，一些城市也开始频频向不文明陋习“亮剑”。例如深圳市为闯红灯、翻越栏杆的行人和斑马线上不减速的机动车出台“最严厉”罚款标准，武汉重申将严惩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9种不文明行为……而与之相对的是，一些城市采取了奖励文明行为的方式。河北省石家庄市对某个特定时间段内“第一个不闯红灯的市民”奖励500元。城市文明到底是靠奖出来的，还是靠罚出来的？奖与罚，两种城市管理理念，孰优孰劣？
       ！！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主要说明了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现在似乎很难把握中庸的道理。交通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不是简单的奖与罚可以解决的，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治理好交通，关键是管好使交通紊乱的源头。
       城市管理首先是倡导公平公正社会环境的问题，否则任何处罚都会变成为是一种“运气坏”的表现，让人不知反省纠过，逐渐衍生成为如何逃避被抓的“猫捉老鼠”游戏，这样，机会主义盛行，弄不好罚款会被民众认定为执法部门增加收入的手段，从而形成民众与执法部门的敌对情绪，使这种手段失效。带有投机性质的奖励同样如此，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够用之于增加机会主义的策略中去呢。
       城市管理不是罚出来的，也不是奖出来的，要做到“无为而治”，需要强调的是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无为”就是不要无事生非，要顺其自然，本着城市的发展规律来对城市进行治理，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按照城市“本来是什么的”的理念，而不是城市“应该是什么”的理念来管理城市，而公平和正义则是一切城市问题的根源。在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奖与罚才会体现其真正的意义。
 
       7、秉承“罚”字诀，相信重罚之下必出文明的城市，大都会想到新加坡。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由一个脏乱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秩序坦然、文明守法的国家，很多人感叹，新加坡的文明是罚出来的。行人过街闯红灯或不走斑马线，罚款200新元；乱丢废弃物或罚款500新元；在地铁车厢内和公共汽车内吸烟罚款为1000新元。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认为，与其说新加坡的文明是罚出来，不如说是吓出来的。新加坡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被老师和家长灌输法律常识，知道乱扔垃圾要被罚500元，知道所有的刑罚必将被执行，政府严格执法的决心，让人人畏步于法律前。因此，新加坡有全球最低的犯罪率。您认为新加坡这种“罚出来”、“吓出来”的文明对我们国家是否实用？新加波文明城市的建设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经验呢？
       ！！新加坡的经验其实不是“罚出来”与“吓出来”的经验，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经验，是“公平与效率”的经验。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执法者只有秉公执法，法才有威慑力。中国人的素质是非常高的，中国老百姓敬天爱人，与人为善，是全世界最好管理的老百姓之一，因此，要管理好我们的城市，只要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一是加强基础教育，将交通安全教育写进中小学教材；二是净化社会环境，端正社会价值取向，倡导普世价值；三是严格执法环境，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8、在所谓“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的调侃中，许多人把类似的行为标签化，有网友循着“中国式过马路”的思路，将翻越马路护栏称为“中国式跨栏”，将开车强行变道称为“中国式并线”，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堵车”、“中国式吐痰”……国人无奈自嘲也好，刻意调侃也罢，越来越多的国人习惯被贴上“中国式”标签。您怎样看这种将国人习惯贴上“中国式”标签的现象？您认为在这种或调侃、或玩味、或反讽、或批判的流行语背后折射出的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心态和公众的心理情绪？ 
       ！！“中国式”的标签，我认为只是老百姓的一种自我调侃，一种自我解嘲和一种无奈而已，从中也体现了大众对政府管理的失望，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如果在国外，那就不是一个“什么式”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政府要从中看到老百姓对自己的期望，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不断的将城市发展推向健康、有序的水平。